因有甲骨文的拒教特长，“古文字达人”黄蛉在两年内实现了三本到一本的黄蛉“两级跳”，从川大锦城学院转入川大本部学习，被根让诸多同窗眼红；但喜讯传开还不一天，源叛据川大返聘教授、拒教专为黄蛉“开小灶”的黄蛉指导老师何崝声称：“这个学生有些浮夸”，他已向学校提交了辞呈，被根不愿再教。源叛（11月6日《长江日报》）

　　看似矛盾对立的拒教两件事儿，何以就发生在黄蛉身上了呢？黄蛉

　　且看何教授原话：“我教他的是先秦文献以及古文字方面的东西。但在接受采访时，被根他信口开河，源叛说会读《文心雕龙》……这是拒教南北朝时刘勰的著作，这个跟我们的黄蛉古文字研究没有多大的联系。他说他在读这个书，被根就是在吹捧自己。连《文心雕龙》都读得懂了？……”——若说在读《文心雕龙》就成自我吹捧、“浮夸”，未免诛心；又称黄蛉“学习情况并不理想，在甲骨文方面也没有多大造诣”，不予置评；但《文心雕龙》与先秦文献、古文字没什么关系，倒是确实，——这是部古代文学理论。结合报道中披露的“‘古文字达人’确实是一个感情细腻的文学青年”云云，也就可知端倪：黄蛉真正令何教授着恼之处，是耽于文学。

　　不得不提一个“传统”：学者和文人的分野、学术与文章的歧异。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就素轻文人，常援引宋人刘挚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流风所及，承其余绪的朴学家与桐城古文家间也是论争不断，——戴震视文章为“等而末者”但考据文字常被讥为味如嚼蜡；姚鼐虽标举“义理、辞章、考据”，但真正拿得出手的却又只有“辞章”。至于现代，刘文典以学者自命而嘲笑沈从文的典故流传甚广。建国后，北大任期最长的中文系主任杨晦有名言即“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如出一辙是朱东润在复旦开课也是大泼文学青年冷水：“中文系，是培养语言文学工作者的系，至多能为你当作家打一点语言文字的基础”。——黄蛉不把心思专一用到古文字研究上，用到治学上，而是移情别恋，耽于文学，何教授大失所望“大不悦”，也就可以理解的了。

　　但也正如俗语所说：“每个年轻人都是诗人”，爱好文学，合于黄蛉的年龄特征，说不定还有生理上的因素——青春期荷尔蒙分泌过剩，这却是为师者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再者，若并不废主业，而只学余“玩票”，似亦不宜过多干涉，所能做的，也就只是循循善诱而已。

　　我倒以为，何教授无妨“风物长宜放眼量”。以文艺青年始，而以学者终者，并不鲜见。譬如闻一多，擅诗，擅画，擅篆刻，而以诗人名家，最终却是埋首于唐诗研究。尤值一提的是，他的学生“少年奇才”陈梦家，中学时就出诗集，被视为新月诗派后期中坚，甚至与他及徐志摩、朱湘齐名，但“奔三”之际，却转向甲骨文研究，卓然而成古文字学一代大家。黄蛉的“甲骨文造诣”如何姑不论，毕竟是他志趣所在，与同龄人相比也确实有着这方面优长；何教授“爱之深”不免“责之切”可以理解，但似也毋用“拒绝再教”、分道扬镳这般决绝。（于立生）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