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望桉

　　广州的区伯区伯看到有警察用公车接孩子，感慨了一句“公车私用何时了”，良善没想遭该警察粗口相向。少点气愤之余，区伯他向纪检部门投诉，良善广州警方很快作出回应，少点有关负责人带当事警察三次登门道歉。区伯区伯接受道歉，良善还为当事警察求情，少点不希望他丢饭碗。区伯（4月13日《信息时报》）

　　区伯是良善千千万万普通市民中的一个，看不惯腐败行为。少点但这样的区伯市民又是善良的，在众多媒体介入和警方高调反应后，良善他首先想到的少点不是当事警察该得到怎样的处理，而是担心他丢工作。有网友认为区伯之所以为当事警察求情，是担心遭报复，只好作出“高姿态”。

　　我觉得，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揣测，在这样的舆论态势下，当事警察自顾尚且不暇，哪可能想着报复举报人？阅读区伯的发言，不难发现，他为公车私用者求情更多是出于与人为善的本性，以及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处世哲学。

　　这其中透露出来的浓浓人情味，固然让我们体味普通百姓的善良品性，但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公车私用现象难以遏制背后所依托的微妙民众心理——普通民众不满公车腐败，但又缺乏“零容忍”意识，在事态引起重视时，往往心头发软，不愿当事人受惨重处罚。

　　这实则是对以下逻辑的默认：公车私用不应该，但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教训一下就好了，没必要闹得不可开交。这是不是似曾相识？

　　是的，众多公务员乃至包括监管部门不都是这样认知的吗？有什么样的思维，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整治公车私用行动之所以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溯根追源，不能不说与这种下意识的思维大有关系。

　　如果民众普遍以“零容忍”的规则意识对待公车腐败——既然违规，就应该按制度规定惩处，该丢饭碗的就丢饭碗，这一切都是当事人造成的，怪不得别人——这是不是就在社会舆论上给公车私用者无形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肆无忌惮地把公车当自家物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