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特事特办媒体将“大肚女孩”苏田田因患子宫间质肉瘤陷入困境一事刊登报道，慈善随后各界通过红十字会向其捐款五万余元，事业但直至8月16日苏田田的救程母亲才接到签收善款通知，而苏田田已于7月11日去世。特事特办红会解释称，慈善因当时县里正在换届，事业卫生局局长没有到位，救程无人签字转款。特事特办(8月17日人民网)

　　人世间最大的慈善悲哀莫过于人死了，钱来了。事业面对这，救程网友愤怒、特事特办谩骂，慈善这皆情有可原，事业毕竟，这救命的钱，为何来得如此之晚?这一悲剧的上演，在带给人无限愁思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应有的警醒与反思，为何，救命的钱姗姗来迟?

　　这一切，源于红十字会的“死制度”，一是月初结算，换言之，不管谁捐了款，都需要走这个程序，捐款从哪里来，最终捐给谁，都需要“排序统计”;二是需要领导签字，这次的耽搁，除了程序本身之外，县里卫生局局长的签字也是耽搁的一大主因。而正因为这样的“死制度”，使得公众的慈善与爱心，就这样被耽搁在路上。

　　谁都知道，程序越多越繁琐，就越耽误时间，作为慈善与爱心的一种寄托，先不管红十字会如今的公信力是如何丢失的，在此之前，我们对红十字会救人，还是有所希冀的。可这么复杂的程序，不仅耽搁救助的时间，影响救助的效率，一旦某人因为捐款不能按时到达影响救助，那损害的，不仅是被救助者本身，还有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尽管公信力对经历过郭美美风波的红十字会而言，已经是奢侈品，但红十字会也没有必要破罐子破摔，而应重建公信力。

　　而要“人死了，钱才来”的悲剧不再上演，那就应有适当的补救程序，换言之，在固有的程序之外，还应有一些灵活可变的程序，不能被死的制度限制住灵活的救助。要有灵活性，就必须有“特事特办”，对类似大肚女孩这种急需救助的人而言，在获得捐款的第一时间内，红十字会就应该把钱送到大肚女孩的家属手中。而类似这样的建议，理应成为红十字会程序之外的一种补救程序，如此，善心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