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反腐有一个贪官，这个贪官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周思老婆，少不了还要有一个情妇，明官最后事情就是说还由这个情妇败露，此外必然有一个见义勇为的贩腐记者，甚至是反腐美 女记者介入……”事实上，“官场小说”对相互倾轧的周思权力斗争给予浓墨重彩的“仿真”描写，以满足或迎合一些读者的明官猎奇心理，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了题材和写作 手法的说还同质化。官场小说的贩腐程式化、类型化因作者思维狭窄和僵滞日见彰显。反腐人们对此类小说套路的周思纯熟，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明官

　　任何东西就怕热，说还热得过了头就会断裂、贩腐毁坏。所以，官场小说作家们要在“热”态中进行“冷”思，努力找到新的思路、新的语境、新的视角，而不要被既定的概念、一时的狂欢所迷惑，从而迷失自我、误入歧途，限制了自我的文学视野。

　　虽然官场小说揭露了一定的社会现实问题，并取得令人惊叹的销售量，但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它仍只是一种消费型文学，对于民主、廉政影响有限，也并无太多 文学上的建树。官场小说主要还是一个流行文学的概念，与俄国、法国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差别。不少官场小说作家在致力于揭示官场现实、迷恋于 官场炫技、津津乐道于不为人知的官场潜规则，甚至将其作为加官晋爵“自古华山一条道”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人性关怀和对于真善美的文学根本追求。

　　不少官场小说与其说是“反腐”，不如说是在“贩腐”。大量阴暗面的曝光，大量权术的披露，甚至明确注明此即“官道”或“权术”，导致了其负面影响不可小 觑。不少官场小说，甚至已经沦为写给那些当官的和想当官还没当上的人看的一种“官经”。有网友称某部官场小说是“一部让大学生少奋斗10年的成功宝典”， 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

　　官场小说的流行，不禁使人想起清末谴责小说的潮流。彼时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亦 是风靡一时。鲁迅先生批评此类谴责小说大都“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流于模式化浅表化，且“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 得此为快”，“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官场小说这种满足社会一时需 求，停留于嬉戏窥探的痛快，缺乏艺术化、典型化的提炼，缺乏“忏悔之心”和对人性的思考，因而感人之力甚微的套路，不是和当年的谴责小说如出一辙吗？

　　官场小说的出路，在于必须突破现有的止于“官场伎俩”、“就事论事”、“辞气浮露”、“伤于溢恶”之瓶颈。

　　官场小说应当是严肃的社会批判作品，敢于揭露丑恶，读来发人深省。不是直接地狭窄地一味书写“问题”，只书写“问题”而抛弃了“主张”的作品，将是短视的、可怜的、毫无意义的。

　　官场小说家的责任不仅仅是“揭幕”。从文学的综合指标考量，官场小说作家要为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变提出自己的远大构想与精神蓝图，为人们尤其是年轻读者们 提供积极的人生经验、阳光的做人经验、正确的从政经验。官场小说作家应当塑造从政人物在官场上的坚守个性，书写新形势下为官者的崇高操守，这种操守来自对 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也来自现代性启蒙精神和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领悟与高张。这样的官场小说，才有作家个人的精神气质在。

　　托尔斯泰批判的农奴制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品中对旧制度的深刻反思和对民众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迄今还在打动我们。何以如此？就是因为他的文字里有大爱、 大情怀和大理想。像《新星》、《抉择》、《大雪无痕》、《中国制造》这样的小说，人们之所以读后至今仍然心存感动，还是因为这些作品始终邪不压正，它们所 显现的政治敏感性和对民族、历史、人民利益的担当精神，至今令人信服，也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