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重拾止于中华慈善总会2010年度审计报告公布。慈善24页的形象审计报告还特意选择了“玻璃口袋”的造型，来向公众宣示公开的郭美割决心。门户网站在抓取该条新闻的美切标题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会长年薪4.8万”、重拾止于“管理费仅为0.11%”等新闻点，慈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信息获取的形象偏向。

　　对于丑闻缠身、郭美割麻烦不断的美切中国官办慈善组织而言，此番中华慈善总会的重拾止于信息发布无疑具有洗刷和切割的多重意义，这可以被理解为是慈善“后郭美美时代”中国慈善开始的些许公开尝试。

　　此番公布的形象尽管只是2010年的相关数据，看起来与包括“郭美美事件”在内的郭美割诸多负面新闻并无直接干系。另一则新闻则显示，美切近日刚刚经历“正常的人事变动”的中国红十字会，连其常务副会长换人都不得不特别声明“与郭美美事件无关”。其实已毋庸讳言，所有事关中国慈善的新闻话题，都已然无法摆脱这一尴尬的言说背景。也惟有在充分正视的前提下，中国慈善才有研讨和尝试重拾公众信任的可能。

　　中华慈善总会此次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2010年，中华慈善总会总支出达到70亿元，而其管理费仅为761万元，提取比例为0.11%。这与此前为公众所熟知的“管理费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的宽松条款形成鲜明对比，而后者恰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慈善备受人们诟病的核心“污点”之一。中华慈善总会负责人向媒体表示，按照该会的财务制度规定，管理费的提取比例，最高不得超过项目募款额的3%，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项目的提取比例还远低于3%。长期以来，高昂的管理费用，辅之以不透明的账目乱象，在频频接连发生的慈善丑闻助推之下，才最终让公众对中国慈善的信任跌入谷底。在此背景之下回味中华慈善总会负责人的表白，能够读出不少委屈的成分。一家爆出丑闻，付出代价的却是整个中国慈善，不能不说其间的委屈有可堪理解的部分。

　　委屈之外，分明也可以看到一份欲语还休的切割努力，而后者对于整个中国慈善的良性竞争而言，尤显重要。慈善要重拾公众的信任，除了彻底的账目和行为公开之外，另一个并不可少的要素便是放开慈善组织间的竞争。慈善组织之间竞争的缺乏，甚至由官办慈善机构垄断慈善募捐的资质和渠道，将会完全堵死公众用脚投票的可能性，而慈善机构便不可逆转地异化为“坐地收钱”的庄家。

　　有竞争才有可能产生活力，必须给人们的慈善爱心提供更多的路径选择，管理费提取比例之间的比较，只是选择和评价标准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端。慈善组织之间管理费提取比例的竞争，是内部运行科学和透明化程度的优胜劣汰，先前被媒体热议的曹德旺2亿元“最苛刻捐款”项目，便是明证。不同的慈善组织之间，各自表白的过程恰是竞争萌发的过程，而最彻底的账目公开，以及更主动的竞争努力，都不过是人们对于慈善的最起码要求。

　　昨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正面评价“郭美美事件”对于中国慈善发展的作用，是促进而非拐点。但在具体谈到“郭美美事件”中的舆论反应时，却使用了“对中国慈善组织的要求更高了”的表述。回顾这一年来人们对于中国慈善的关注，无论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与评论，还是互联网上人们不分昼夜的转发与跟进，所要表达的，绝非什么“更高”的要求，而只是慈善之为慈善的一些最起码的常识和底线。账目要公开，数据要细化，慈善应当回归民间，褪去官方机构的思维与色彩……这都是现代社会对公益慈善的准入性门槛要求，“更高”的错觉所反映的，还是此前多年来未予践行的体制欠账——— 此前做得太少，那就必须大踏步矫正。

　　中国慈善只有看得见的进取努力，才有资格求得公众给予多一些等待的耐心。而这份再给一次机会的等待，绝非不分青红皂白的纵容：同日另一报道披露，东莞某官方慈善活动的倡议，竟然通过“绑定银行账号、每月最少捐10元”的强制方式进行，而该地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仍以“10元标准经过调查摸底，并不过分”作为回应。这与中华慈善总会的那些努力，走的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